（一）传销犯罪刑法规制的核心维度

根据《刑法》第 224 条之一的规定，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指以推销商品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，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，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，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，引诱、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，骗取财物，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行为。本罪在实务中认定需围绕“层级结构”“计酬依据”“欺诈性”三个维度展开：

1.层级与人数标准：需满足“三级以上（含本层）+参与人数30人以上”（依据《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（二）》（2022）第七十条和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公通字〔2013〕37号，以下简称《2013年传销意见》）；

2.计酬本质：以发展人员的数量或层级为主要计酬/返利依据，而非个人消费或终端销售业绩；

3.欺诈性内核：通过虚构经营项目、夸大收益、设置“道具商品”（无真实使用价值或定价虚高）等方式，实质以“后入者资金供养先入者”，符合庞氏骗局的运作逻辑。

（二）新型传销的定性规则

（一）合法经营与传销犯罪的界分：根据《2013年传销意见》第一条，需重点区分“团队计酬式传销”与合法分销：

合法情形：以销售真实商品为目的，计酬仅与个人销售业绩挂钩（如单次推荐奖励、终端销售提成），无层级返利；

传销情形：即便存在商品，若商品为“道具”（如市场价500元商品标价5000元以捆绑“积分权益”），或计酬主要依赖下线发展人数/层级，仍认定为传销。

辩护要点：提交“商品进销存记录、终端零售流水（占比超 70%）、无强制购买/囤积要求的合同条款”，证明盈利源于合法销售而非拉人头。部分案件涉及“团队计酬式传销”与“诈骗型传销”的区分。根据《关于办理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2013），若以销售商品为目的、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团队计酬，不作为犯罪处理。

（二）“组织者、领导者”的范围限缩：根据《2013年传销意见》第二条，组织者、领导者仅包括“发起人、决策人、核心管理人员及对传销起关键作用者”，普通参与者或技术人员可主张出罪。对于普通参与者，发展1-2名下线且无管理权、未获利或获利不足1万元的，可援引判例，主张不纳入犯罪主体；针对技术人员则需区分责任边界，若仅提供常规服务器维护，提交“技术服务合同、无异常报酬记录（如月薪未超行业30%）、监管通知后即时整改凭证”，主张主观不明知，不构成犯罪；若明知传销仍提供“专门分账系统”“层级统计功能”，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辩护需聚焦“技术通用性”（如系统可用于合法电商）。

（三）涉案金额、层级与人数标准的辩护空间：一是剔除虚增人数，审查公诉机关提交的数据，是否有后台IP地址重合记录（如1个IP注册5个账户）、账户关联流水（同一银行卡绑定多账户），主张虚设人数不计入30人标准（最高法司法案例研究院2024年答疑意见）；二是否定虚列层级，若层级仅为“称谓差异”（如“青铜 - 白银 - 黄金”无实际返利差异），主张层级不计入犯罪认定；三是审计证据的审查，先看证据形式，是一般的书证还是司法鉴定意见，不同证据形式的要求不一致。其次是常规的核查审计机构是否具备“司法会计鉴定资质”，无资质的专项审计报告可主张证明力不足；对于检材，若审计未纳入“被告人自有资金投入”“合法零售收入”，可以申请重新审计，补充银行流水、销售台账等原始凭证。

（四）主观故意的否定以及“骗取财物”要件的拆解：提交 “与银行/监管部门的沟通记录”（如咨询积分规则的邮件、合规问询回复），证明对商业模式合法性存在合理信赖；若为离职银行员工，提供“工作证明、岗位职责说明书”，主张基于过往从业经验误判模式性质；提交“零售利润明细表”“会员退货记录”等，反驳“整体欺诈性”，证明存在合法获利途径；提交“平台整改记录”（如停止层级返利、清退会员资金的公告及转账凭证）降低社会危害性。

建立商业模式合规性预检机制，确保商品价格与市场合理区间相符，且无强制购买或囤积要求；避免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佣金主要计算依据，佣金来源需可追溯至终端销售；建立会员退出无障碍机制（7日内无理由退款）；建立合规风险基金，其比例结合企业规模动态调整，并签署《反传销承诺书》。

当前传销犯罪呈现“金融化”“隐蔽化”特征，信用卡积分、虚拟货币等载体易模糊法律边界。对律师而言，需以“证据穿透审查”为核心，结合犯罪学理论拆解行为人主观认知，在“形式合规”与“实质违法”间找到辩护突破口；对从业者而言，合规不是“事后补救”，而是商业模式设计的前置要件，唯有将“层级控制”“计酬透明”“权益真实”嵌入全流程，方能避免触碰法律红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