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借银行卡赚钱使不得

作者：王洪英

有感

前两天去看守所会见，因为疫情的原因看守所限制会见人数，所以门口排了很长的队伍，在漫长的无聊等待中，偶尔会有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来给里面的家人送钱、送衣物等，基于特殊时期的安全考虑也都被告之不可以。看见写在他们脸上的焦虑，配上当天炙热太阳的烘烤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这时候来了一位中年大姐，手里拿着一包衣物，在门口辗转徘徊间和几位律师聊了起来。谈话中我得知大姐的儿子在里面，她来送衣物，顺便想打探打探消息。大姐说：“儿子在里面，在家呆不下啊！”大姐的儿子涉嫌“帮信罪”，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别人使用，过卡资金100万元，他自己得到2000元的好处费，现在已经在看守所呆了四个多月。

当这位大姐讲述儿子的案情，讲到“帮信罪”时，我看出她一脸的不理解，我猜想如果是孩子犯了盗窃、抢劫被羁押，恐怕她还更容易接受一些。是啊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近几年才有的新罪名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“不偷不抢，人在家中坐祸就能从天上来”？

做法律这一行时间长了，遇到一些高发的社会法律问题，我就会产生一种使命感，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释给更多的人听，很多人的涉罪真的是因为无知。希望我们口口相传，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大家避开犯罪分子的“糖衣炮弹”，脚踏实地的挣钱养家、工作生活。

警示案例

案例1：

涂某通，1998年8月出生，系某大学在校学生。

万某玲，1998年9月出生，作案时系某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，案发时系某医院员工。

2018年起，涂某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为牟取非法利益，长期收购银行卡提供给他人使用。2018年，涂某通与万某玲通过兼职认识后，涂某通先后收购了万某玲的3套银行卡（含银行卡、U盾/K宝、身份证照片、手机卡），并让万某玲帮助其收购银行卡。2019年3月至2020年1月，万某玲为牟利，在明知银行卡被用于信息网络犯罪的情况下，以亲属开淘宝店需要用卡等理由，从4名同学处收购8套新注册的银行卡提供给涂某通，涂某通将银行卡出售给他人，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。经查，共有21名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向万某玲出售的上述银行卡内转入人民币207万余元。2020年12月31日，江油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涂某通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；判处万某玲有期徒刑十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。

案例2：

郭某凯，1997年10月出生，初中文化，无固定职业。

刘某学，1999年5月出生，系某学院在校学生。

耿某雲，2000年6月出生，高中文化，无固定职业。

2020年8月，刘某学办理休学手续后到河北省石家庄市打工，在网上看到收购手机卡的信息后，办理多张手机卡出售给郭某凯所在的贩卡团伙。后为尽快挣钱，刘某学主动加入该团伙成为“收卡人”。该团伙长期在北京、石家庄等地收购手机卡，贩卖给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团伙使用。经统计，郭某凯通过自己及其下线收购、贩卖手机卡3700张，获利人民币5.7万余元；刘某学收购、贩卖手机卡871张，获利人民币1.5万余元。

2020年8月23日，耿某雲在微信兼职群内看到郭某凯团伙发布的收购手机卡信息后，用自己身份证办理9张手机卡并按照郭某凯要求交给刘某学，由刘某学验卡、拍照后通过快递寄出，耿某雲获利人民币450元。其中一张手机卡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，导致河北省井陉县一名被害人被骗人民币35万余元。2021年3月16日，井陉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郭某凯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；判处刘某学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。郭某凯、刘某学未上诉，判决已生效。 

以上两个案例中的涉罪人员都是学生或者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，他们社会阅历不足，一迈入社会就被利益诱惑迷失方向，陷入违法犯罪的泥潭，然后被罪刑相当一击重挙打入谷底。从办卡、卖卡发展到收卡、贩卡，成为“卡商”。他们收购、出售银行卡，经过层层周转，这些银行卡落入到诈骗人员等犯罪分子的手中，用于流转非法资金，他们成为犯罪“工具人”却不自知，然而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。

何为“帮信罪”？

 “帮信罪”在刑法上叫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而为其提供帮助，“情节严重”的行为。

《刑法》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：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、服务器托管、网络存储、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，或者提供广告推广、支付结算等帮助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

单位犯前款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。

有前两款行为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”

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：

1.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他人利用网络实施犯罪。司法实践中，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“明知”，可以结合其对他人所实际从事活动的认知情况、相互往来、联络的情况、收取费用的情况等证据，综合审查判断。如行为人收到行政主管机关书面等方式的告知后，仍然实施帮助行为的；为赌博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、服务器托管、网络存储空间、通讯传输通道、投放广告、软件开发、技术支持、资金支付结算等服务，收取服务费明显异常的；在执法人员调查时，通过销毁、修改数据、账本等方式故意规避调查或者向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的，以及有其他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的行为的，即可认定行为人符合“明知”的主观条件。

2.行为人实施了帮助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行为。帮助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具体形式:（1）为他人实施网络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、服务器托管、网络存储、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；（2）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广告推广；（3）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。

由于网络自身的特点，网络犯罪行为人要最终获得犯罪收益，往往需要借助第三方支付等各种网络支付结算服务提供者，以完成收款、转账、取现等活动。刑法修正案（九）增加对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“支付结算帮助”，就是针对实践中有一些人，专门为网络诈骗集团提供收付款、转账、结算、现金提取服务等帮助的情况。

3.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而为其提供帮助，“情节严重”。对情节严重的认定，主要结合行为人所帮助的具体网络犯罪的性质、危害后果、其帮助行为在相关网络犯罪中起到的实际作用、帮助行为非法获利的数额等情况综合考量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为其犯罪提供帮助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规定的“情节严重”：（一）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；（二）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；（三）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；（四）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；（五）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、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，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；（六）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；（七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。实施上述规定的行为，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，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前述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，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，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。

“帮信罪”的量刑

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

单位犯本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照个人犯罪的规定处罚。

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，同时可能构成其他犯罪的共犯的，比如诈骗罪等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

律师提醒

当前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持续高发，其中手机卡、银行卡的管理失控是重要原因之一。尽管各类办卡和支付平台都要求实名制，但还是阻挡不了犯罪分子迂回变幻的犯罪手段。手机卡、银行卡是重要的支付结算工具，一旦落入犯罪分子之手，就会成为帮助实施犯罪的重要工具。面对网络上各种金钱利诱、各种兼职信息的轰炸，一些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而轻信，因为不正确的消费观而步入陷阱，为了金钱利益租卡、售卡，最终成为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凶。犯罪分子也正是利用了有些人想要不劳而获轻松“挣钱”的心理，许以微薄报酬，利用他人的银行卡、电话卡进行犯罪活动。

银行卡、电话卡的“出借人”往往只得到了几百元或一两千元钱款，最终受到刑罚追究。这些“出借人”在面临公安机关的审讯时往往感到非常委屈，认为自己仅仅从中获利几百元，也愿意退还非法所得，然而法律作为惩罚犯罪的工具，并不全然以犯罪人获得非法所得的多少评判够罪与否，而是以该行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来区分罪与非罪、罪重与罪轻。作为我们普通人的日常，卡够用就行，不是越多越好。提醒大家，要管理好自己的银行卡、手机卡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切莫为贪图蝇头小利而身陷囹圄。

律师简介

王洪英律师，中共党员，北京盈科（洛阳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，从事法律工作24年。

王洪英律师勤奋踏实、认真细致、责任心强，始终坚持理论学习，注重提升专业技能，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。坚守法律信仰和职业操守，工作中重视每一个法律流程，审慎办理每一起案件，真诚对待每一位案件当事人，注重程序和实体并重，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王洪英律师自执业以来专注于企业刑事风险防控、企业刑事合规业务和刑事辩护工作。

律师心语：诚实守信、保持善良，案件不分大小，用工匠精神打磨每一个细节，用专业和敬业承办每一个案件。只有专业精细和负责，才能赢得信任和尊重。

王洪英律师联系电话：18737957256